他们往往在缺失关爱的环境中长大，家里没有权威人士给他们作出榜样，也无力对他们进行有效管制。缺失关爱或过度溺爱，这两个极端都会对未成年人的成长造成问题
图为熊贵彬（左一面对镜头者）在全州县做调查。 受访者供图
《法治周末》记者 郑超
不久前的邯郸初中生遇害案，受到了舆论的高度关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由此再次成为热点话题。这一现象，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系主任、MSW教育中心主任、熊贵彬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他曾带领学生在云贵高原的其州县（化名）对当地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展开田野调查。
这次田野调查带来哪些启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处置还存在哪些困境？近日，围绕这些问题，《法治周末》记者对熊贵彬教授进行了专访。
矫治仍面困境
《法治周末》：在您看来，造成其州县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次调研结果带来哪些启示？
熊贵彬：其州县的情况与其他一些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儿童问题突出的地方不太一样。
其州县气候宜人，近年来当地经济大幅度改善，年轻人不愿意外出务工，读书无用论也有一定市场，导致不少未成年人仅完成义务教育就辍学。
不读书又不打工的年轻人代表着一种不安分的力量，他们脱离了学校，尚未进入新的职业或家庭规制机制中。
在这个空档期，他们往往要寻求消遣，于是经常聚集在乡镇或县城。群体之间往往逞英雄，也讲义气，很容易出现群体性冲突。一些家里条件不太好的孩子会实施偷窃。
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犯罪比例最高的是16岁的未成年人，约占60%。他们刚好是初中毕业的年纪。
群体性冲突中那些“厉害角色”，家庭都存在一定问题。他们往往在缺失关爱的环境中长大，家里没有权威人士给他们作出榜样，也无力对他们进行有效管制。缺失关爱或过度溺爱，这两个极端都会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影响。
《法治周末》：在您看来，在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处置存在哪些困境？
熊贵彬：如果不经过深入的社会调查，对累犯、再犯风险特别高的未成年人，也根据法律条文直接判成“附条件不起诉”，很可能导致他们将来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有学者说，一些未成年人一再踏入法律的禁区，相关案件的性质越来越恶劣。是否必须等到他们成年了，再对其进行严厉打击？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也应该引起重视。
《法治周末》：不久前，邯郸三名初中生涉嫌杀害同学事件引发社会轰动。您如何看待这一悲剧？
熊贵彬：在关注对凶手进行法律惩罚的同时，也必须关注他们如何一步步变成这样，以及如何对未成年暴力犯罪者进行矫治和预防再犯，以减少更多悲剧的发生。
很多案件都是如此。我们不能只关注犯罪行为本身，还要对犯罪人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加强社会调查，这样才能制定出更好的矫正和惩处方案。
更是道德问题
《法治周末》：有专家提到，很多罪错少年缺乏对法律的敬畏，甚至会钻法律的空子和漏洞。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在您看来，应如何有效降低他们的“重复犯罪率”？
熊贵彬：我们在调研中经常发现这种现象：有的孩子认为他不到14岁、16岁，就可以实施一些不法行为。其实他们的理解是非常狭隘、有偏差的。
但我反对把未成年人犯错都归结于法律意识淡薄。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道德问题。道德关系到未成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父母或者某个权威人士的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很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背后都有一系列细微事件的不断积累，最后“小恶变成大恶”。
我想强调的是，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背后，不单是法律问题，因为法律越来越复杂，而且法律属于比较低的行为规范。法无禁止即可行，日常生活行为中主要靠道德维系，如良知、舆论等。
随着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前稳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区权威结构式微，家庭结构也不断被破坏，离异、离散、违法犯罪等问题家庭越来越多，难以给予孩子应有的关爱、促进他们正向成长。
如果没有足够的包容、关怀、引导、惩戒，未成年人的犯罪倾向会更加突出。不少犯罪学研究都指出了这一点。
有的孩子一旦加入了“混混”团伙，很难再回归正常的社会结构之中。想要有效降低他们的“重复犯罪率”，就要重新链接他们与家庭的关系。父母付出更多陪伴和关爱，才能逐步把他们拉回来。
进入到司法环节，我提倡采取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风险评估的工具对涉罪涉法未成年人进行全面评估，如违法犯罪史、反社会人格、亲犯罪态度、社会交往、家庭婚姻、学校工作、休闲娱乐、成瘾行为等方面。通过仔细评估，判断哪个方面出了问题，再针对这个方面进行精准干预和矫正。
教育矫治的方式与方法
《法治周末》：据您观察，在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方面，有哪些方式、方法值得关注？
熊贵彬：与我们有合作的北京市东城区阳光矫正服务中心，江苏省扬州市珍艾社会工作事务所做得都很好。他们依据全面的风险评估，科学诊断未成年人哪些方面出现了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矫治。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做法也值得一提。其与饭店、商超等公司企业合作，建立观护基地，同涉罪未成年人（比如，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签订协议，让他们在观护基地完成一定时长的工作，工作期间也支付他们一些报酬。
监护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导致家庭教育缺失，是未成年人违法涉案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推出了“强制亲职教育”，也即强行要求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接受专业的教育指导，这也是国家亲权干预实践中的一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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